Ⅲ. 刘建永办公室 信息发布

       法治周末记者 刘建永

       发自四川成都
　

       3月10日下午，记者在成都市金牛区曹家巷一街坊16栋1单元楼下，找到了徐恒。这位挂着“自治改造委员会”副主任头衔的老人正被周边的民众包围着“讨要解释”，颇有些狼狈。

       当地政府也担心这位喜欢对媒体“乱放炮”的老人会“歪嘴和尚念歪经”，给工作带来被动。有关官员表示：“有时候，徐恒老师表述会不太准确，存在一些问题。”

       这不，当地媒体3月10日的一篇报道就给“自改委”惹来了麻烦。该报道称，“搬迁的结算价都是自改委提的”。居民们认为“自改委”没有征询群众意见，就擅自提出“结算价”，不仅“越权”，而且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。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徐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信口开河，夸大了自改委的作用。徐恒则一肚子委屈，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这么说：“我连那些专业财务术语都不懂，怎么能提出结算价？”

       针对城市改造及拆迁中存在的大量问题，成都市金牛区政府率先在摸索出了“自治改造委员会”这一基层民主自治模式，以应对拆迁中的官民尖锐对立、矛盾极易激化、防控特别困难这一难题。此举被称为“依据党的群众路线，积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，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与基层民主自治的新举措、新探索”。

       成都市“曹家巷一、二街坊棚户区改造项目”在成都市城北区域改造(简称“北改”)这一背景下启动，由金牛区政府组织实施。在改造过程中，金牛区政府的“基层群众自治改造”模式成为成都吸引的一个新亮点。

       然而，在法治周末记者调查中发现，这一全新的新生事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。



　　拆迁拆出“自改委”



       针对成都市城北区域基础设施短缺、市形态老化等问题，2012年，成都市政府正式启动对城北区域的大规模改造工程。“北改”分布区域涉及金牛区、成华区、新都区三区，总面积212平方公里，规划人口约246万，现有人口约150万。“北改”以板块划分，有“火车北站片区”、“凤凰山片区”、“大熊猫生态区”、“北部商贸城片区”、“曹家巷片区”等几大片区，其中“曹家巷一、二街坊棚户区”属于“曹家巷片区”。

       曹家巷片区建筑多是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所建的红色砖瓦房，目前大多建筑已经临近或者超过使用寿命，是成都市城区中建筑最破旧、形象最差的片区之一。经历汶川大地震后，这些建筑多已成为危险建筑，进而成为成都的旧危房片区。法治周末记者走访中看到，很多建筑给人的印象似乎是“一踹就倒，一跺脚就塌”，不少建筑外围还做了加固防护。

       “‘曹家巷一、二街坊棚户区’总面积198亩，依据相关公司的统计数据，这里住了3756户居民，其中公房2469户，后来经过重新筛选和统计，全部住户大概2800多户。”徐恒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“大多家庭都是几代人挤在10平方米到3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，家里扯一块布帘子隔开，女的睡里面，男的睡外面，厨房、厕所、过道都是几户家庭一起共用，房间里阴暗潮湿，不开灯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
       被群众首次推选的“自改委”13名委员中，其中就有10名委员都是一家几代人拥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，很多户一住就是几十年，“自改委”委员胡慧珍说。

       汶川大地震后，曹家巷的建筑成了危楼，为了改善住的问题，很多居民开始上访。“什么也不懂，也没个章法，就是乱跑一气，四处反映。”胡慧珍表示。

       然而成都有一句“十年拆不动曹家巷”的说法，因为该片区域狭小，改造难度高且投入过大，没有利润空间，企业都不愿意参与改造。

       2011年11月，金牛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告知胡慧珍、刘家丰等人，建议他们召开“拆迁会议”，参与讨论曹家巷的改造问题。初期“拆迁会议”由何希模、徐恒、刘家丰、谭昌辉、胡慧珍、陈合群、付大琼、林宗英、官士伟9名当地居民组成。此时地方政府已开始谋划曹家巷一、二街坊棚户区的改造。2012年，更大范围的北部城区改造正式启动。

       2012年3月5日，经过前期多次酝酿，在金牛区政府主导下，被推举的“曹家巷一、二街坊棚户区”65名楼栋长参与投票，选举出13名“自治改造委员会”成员。初期“拆迁会议”中的9人除官士伟因“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，精力不足”而退出外，全部当选。其中，二街17栋的何希模因为做过建筑企业合同预算科科长而被推选为主任。二街16栋的徐恒因做过教师，有文化和理论功底，被选举为副主任；另外向元棋、陈国英、严慧英、黄维芳、唐可英5人也被选举进“自治改造委员会”，向元棋也被推选为副主任。一个月后，“自治改造委员会”又成立了党小组，干过电工的刘家丰被推选为党小组组长。



　　尴尬的“自改委”



       旧城改造往往与拆迁相连，在以往的对抗思维里，一提到拆迁，人们下意识地就会将“强拆”、“打砸”、“钉子户”、“上访”等联想到一起。成都市金牛区政府试图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势，让群众自主决定拆与不拆以及拆迁的进程。

       然而“曹家巷一、二街坊棚户区群众自治改造委员会”一出生就注定了它的尴尬角色。它是个临时性组织，且所有的工作只能围绕着“改造”转，可以“代民议”但不能“代民作主”。虽经改造区域的群众选举产生，但不同于人大代表，也不同于居委会、村委会等“半官方色彩”的群众自治组织。究竟“自改委”有多大的权利，肩负多大的责任，很多人都搞不太清楚。“政府提出的方案，‘自改委’有没有权力推翻？”相关官员表示，“关于这些，我们也在邀请社科联的同志在研究，摸索它的权利边界问题。”

       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来找，希望能在“自改委”里谋个“一官半职”。在一般人看来，“多少是个官”，是官就有特权，至少也能在拆迁补偿与住房安置上捞些好处。“‘自改委’的工作开展起来后，就有群众在家里和大街上骂，都以为我们拿了多少钱，得了多少好处。”胡慧珍颇有些委屈地说。

       “自改委”成立之初，就开始在片区内挨家挨户调查，最终统计出片区共有2885户，这还不包括“一人多户”的情况，但这已与官方统计的数字3756户有了很大的压缩。“自改委”成员都是扎根于曹家巷片区的老街坊，哪里住了谁，住了多久，彼此知根知底。与官方外聘的调查公司相比，“自改委”优势凸显。

       然而，在与企业确认房屋权属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困难。企业领导大多不愿签字，“怕得罪人”。曾有某企业领导表示“我要是签了字，今天就走不出曹家巷”，怕被人乱棍打死。“真正的‘钉子户’不是群众，而是企业。”相关官员也坦承，“做企业的工作是最难的”，“有些企业还借机漫天要价”。

       据记者了解，曹家巷片区一人多房的情况比较普遍，仅在星辉东路社区这一小片，一户多房的就有上百人。而在整个片区，几乎一楼的住户都搭有违规建筑。公房不能继承的也被继承了，不能销售的也被销售了。“片区太复杂了，涉及的利益太多”，徐恒表示，“我们只能一户一户，一次次地去做工作。”

       “自改委”成立后，工作一度陷入停顿，别的地方启动时间晚，但却已经签约完毕，曹家巷一、二街坊启动早，却没了下文。急切想搬新房的群众不愿意了，认为“自改委”无能，只是“摆设”。

       很快，在测量住房面积时，“自改委”内部也产生分歧，就以“户”平均分配还是以“面积”平均分厨房等共用面积，“自改委”成员陈合群、胡慧珍二人与其他委员意见不一。

       关于安置房、优惠政策等问题，地方政府也有很多顾虑，担心对外宣传口径不一会给工作带来被动，而乐于接受媒体采访的“自改委”副主任徐恒最让他们担心。而徐恒认为，“自改委”没有一分经费，没有固定的室，除了一个“公章”。“我们的工作在腿上，在嘴上。”徐恒称，“地方政府说给了一个会议室给我们用，是‘走形式’。”

       3月8日下午，法治周末记者与徐恒一起到星辉东路社区室，刚谈了几分钟，就被社区工作人员以“下班了，急着回家”为由赶了出来。3月14日下午，“自改委”的成员聚集在星辉东路社区党委书记雷萍的办公室里，双方沟通并不顺畅。记者到场后不久，双方不欢而散。下楼梯的时候，“自改委”主任何希模还回头嘟囔了一句：“我们(自改委)又不是他们(社区)选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何希模的家人反对何参加“自改委”的工作，“都70多岁了，有慢性支气管炎，还得罪人”。2013年春节的时候，何希模跑到深圳（楼盘）儿子那里，一走就是两个月。

       3月8日，当地媒体上的一篇报道使居民们有了情绪，徐恒便被周边居民围在了中间“讨要解释”，83岁的徐恒被追问急了，大声地问身边的居民：“我还能代表你们吗？”徐恒的老伴很不高兴，气愤地两次下楼叫徐恒离开，两人还为此吵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“除了春节的时候金牛区团委向‘自改委’成员慰问了一次，送了些青菜油、米、鸭子和香肠外，迄今‘自改委’的成员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好处，在签约现场，徐恒的老伴也是自己去排队，没有任何‘特权’和‘照顾’，”胡慧珍表示：“大家都是凭着热情做事”，“吃力不讨好”，“两头不得好。”

       官士伟比较“聪明”，9人“拆迁会议”一结束，他就退出了，没有参与到“自改委”的工作中来。

       居民彭光明认为：“‘自改委’被人当枪使了。”



　　多数人暴政？



       徐恒也坦承“自改委”只是参加会议，至于能不能起作用，起多大作用，不是自己说了算。对拆迁中冒出来的众多专业术语，比如“厨房公摊面积”、“结算价”，很多人都闻所未闻；对于拆迁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，“自改委”成员们也是一头雾水，只能到网上查法条，找材料，四处打听。

       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的约定，“改造的前提是全体居民必须100%签约安置方案”，只要有一户不签约，项目就一天不拆迁不改造。这一本来“充分尊重当地居民意愿，不乏人性化”的措施，在这一广泛区域也难免会产生与法治精神相悖的反效果。有人称这是新时代的“连坐”与“株连”，“发动群众斗群众”。政府以“必须100%签约”为要挟，转嫁矛盾，让那些急于想搬的群众去“折腾”那些不想搬的群众，以“集体利益”和“大多数人的意愿”之名，实施“多数人暴政”，剥夺少数人的选择权。

       法治周末记者问徐恒，如果片区内有其中一户不愿迁出怎么办。徐恒想了想，答“补偿多少的问题都可以谈”，记者又问，无论补偿多少，其中一户就是不愿意搬，怎么办？徐恒称：“那我们每天都去做工作，每天不同的人去，用不同的办法。”这一死缠烂打的“死磨硬泡”策略在人情社会确实见效。2012年成都“为民路、光荣西路”旧城改造项目就曾发生此类事件。据胡慧珍介绍，该片区有一户居民不愿意搬，还特意躲到外面去，该片区“自改委”就找了8辆车，拉了满满的群众，还有很多人骑着电瓶车、自行车，上百号人浩浩荡荡地将不愿搬的住户堵到了家里，该住户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签字同意搬迁。胡慧珍回答更加简洁：“大家都搬了，就你不搬，你总得有个说法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3月9日，“曹家巷一、二街坊棚户区自治改造项目”签约正式开始，当日签约403户。



       （本文发表于2012年）

　

★★★★★ Ⅲ ★★★★★